一方面，人民币持续升值，对美元汇率连创新高，8月16日升破了6.82关口，但还有人主张更大更快的升值，理由之一是人民币对外升值能够缓解对内贬值（通货膨胀）的压力。另一方面，出口增速明显回落，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，上半年出口额同比增长21.9%，比去年同期降低5.7个百分点，已经有人建议，为了防止出口大副回落，放缓人民币升值步伐，甚至有传言称，商务部已经就此向国务院提出正式建议。 此外，人民币升值可能引诱热钱进入中国，也是放缓升值部分的理由。
上半年的经济运行数据表明，通货膨胀和增长减速的两难困境更为严重，而人民币汇率改革将承受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压力。汇率改革面临做出重大抉择的关口，在这种时刻，回顾改革历程、寻找改革智慧变得更为重要。因此，本报邀请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钟伟（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）、梅建平(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)、李伏安（中国银监会业务创新监管协作部主任）、徐刚（中信证券董事总经理）、殷剑锋（中国社科院结构金融研究室主任），就汇率改革的历程和方向展开讨论，是为“回望改革三十年”之十七。
从双轨到并轨
《21世纪》：1980年代初以来，我国的汇率体制从此前的单一汇率制转变为双重汇率制，经历了官方汇率与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并存（1981-1984年）和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价格并存（1985-1993年）两个汇率双轨制时期。汇率双轨制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？对“奖励出口”起到了什么作用？
钟伟：1980年代的双轨制下，实际存在三种价格形式：计划内价格、调剂价格和计划外黑市价。计划内价格是官方制定的；计划外价格完全由市场决定；调剂价则是在一定的政府管制下发挥市场的作用。外汇调剂市场是国内企业和金融机构之间的“场外”交易市场，因为当时各地分中心不联网，调剂价格存在时间、空间上的差异，是一个政府管制相对较少的市场。外汇在企业之间自由买卖的价格更能反映市场需求。
外贸企业通过外汇调剂市场出售外汇，扩大了它们的利润空间，也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外贸企业出口的积极性，保证了对外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。因此，外汇调剂市场和汇率双轨制在当时发挥了很大的积极作用。
梅建平：一个国家合理的汇率制度应该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。所有新兴市场国家都面临着较大的流动性风险，最突出的表现是亚洲金融危机中，新兴市场国家由于外汇储备不足，资本账户开放过早，在经济形势突变和国外金融冲击下，国内市场发生恐慌，导致了金融危机。从这个角度说，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采取双轨制，鼓励出口创汇，对提高中国经济应对风险的能力起到了积极作用。
《21世纪》：l994年初，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价格并轨，实行以外汇市场供求为基础的、单一的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。这一改革的动力主要来自哪里?
钟伟：1994年前后的汇率并轨，大背景是企业外汇存款多，而官方外汇储备不足。当时外汇调剂市场价格和官方价格差距甚大，美元兑人民币的官方汇价是1:5.7，而外汇调剂市场的价格则一度达到1:10，甚至更高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外贸企业基本上都不愿意将外汇卖给商业银行，而愿意通过外汇调剂市场出售外汇。一些企业为突破外汇管制、抢占市场先机，也愿意到调剂市场购入外汇。中国的外汇管制很特殊，一方面很严，另一方面又很不严，比如中国很早就允许居民和企业持有外汇的现汇和现钞，这就形成了私人部门外汇多、官方外汇储备少的局面，调剂市场规模越做越大，官方市场却越来越萎缩。当时通过调剂市场进行的外汇交易大约占全部外汇交易的80%-85%，通过官方市场进行的外汇交易却只占15%-20%，外汇黑市也相当活跃，这使得官方市场看起来似乎是配角了。
为了增加外汇储备，缩小调剂市场与官方市场之间的价格差距，政府推行汇率并轨和强制结售汇制度，实现了外汇从企业到商业银行再到中央银行的集中，中央银行持有的外汇储备不断增加；官方汇率则直接与调剂市场汇率并轨，定为1:8.7。
此后，政府管制较少、买卖双方自由成交、汇率波幅较大的场外交易市场??外汇调剂市场逐渐消失，只留下场内交易市场??中国外汇交易中心集中交易、授信和清算。在这个机制下，央行在市场供求失衡时负责使市场出清，在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时，即使央行买入外汇的出价过低，企业和商业银行也被迫将外汇卖给中央银行，这样央行以强制结售汇买入了市场上的绝大部分外汇；当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时，央行为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买入外汇的出价可能偏高，它不能阻止企业、居民和商业银行将全部外汇卖给它，甚至不能阻止私人部门对外汇的卖空，这样央行以较高的价格买入了市场上绝大部分外汇。
因此，这种汇率制度有好处，也有一系列缺陷：一是它能掩盖贬值的压力，却不能掩盖升值的压力；二是它使官方集中了外汇，同时也彻底摧毁了在人民币升值背景下任何藏汇于民的可能性；三是汇率完全受控于央行，避免了外汇调剂市场那样剧烈的价格波动，但市场对汇率的作用也变得微乎其微。所以，经过1994年的汇率并轨，人民币汇率基本上就是一潭死水了。
《21世纪》：如何评价1994年以来的汇率并轨改革？
钟伟：客观地说，这个制度在当时的确解决了政府集中外汇、增加储备的紧迫需要，从1994年到2000年一直运行良好。但从2001年至今，人民币积累了8年的升值压力，使得情况开始发生变化。站在2008年看15年前，官方想要集中外汇，也许有比汇率并轨更好的改革方案，对此，我有三个设想。
第一，央行拍卖进入调剂市场的许可证，企业获得许可证之后，可以进入调剂市场购买外汇，但事后需用外汇向央行支付许可证的费用。那么，外汇调剂市场的交易量越大，央行拍卖的许可证价格就越高，央行因此获得的外汇收入也越多，也可以达到集中外汇的目的。
第二，当时的外汇调剂市场，各地的交易中心是彼此割裂的，上海的价格可能跟北京的不一样，如果能把全国各分中心的外汇调剂市场联网，集中显示报价、集中清算，形成类似于纳斯达克那样活跃而广泛的场外交易市场，形成做市商制度，那么外汇调剂市场的汇率波动就不会那么剧烈。
第三，政府对外汇调剂市场的汇率波动管制较少，这就使得各种避险产品有可能通过市场主体创新出来。市场能够有足够的流动性，本币与外币、外币与外币的基础交易甚至交叉交易就有可能衍生出来。
对2005年汇改的再反思
《21世纪》：2005年7月21日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启动。从那时起，就一直存在渐进调整和一次性调整的争论，您如何评价这次改革？
李伏安：2005年的汇率改革，应该从防止最坏情况发生和企望最好结果两方面来看。
从防止最坏的角度讲，汇改三年来，没有形成对经济发展、外贸、政治局势的重大冲击，这是很大的成绩。从期望最好的角度讲，汇改减轻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，还朝着完善汇率形成机制前进了一步。当然，在这方面我们完全可以做得更好，比如逐步扩大汇率双向浮动区间，让国际市场的波动在我们的外汇市场中得到反映，更多地让市场本身说话，等等。
钟伟：2005年的汇率改革，基本思路是多次小步调整。当时的争议很大，大多数学者主张渐进调整，认为一次性调整的风险太大，但有一部分国内学者，包括余永定和我，都主张一次性调整。我的理由有三个：
第一，外汇市场缺失，国内还没有形成一个活跃的外汇交易市场。2005年，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每天的平均交易额估计只有30亿-40亿美元，2008年估计也不超过100亿美元。和印度等东亚国家相比，这个交易额非常小，也和我国外贸外资规模极不相称。市场本身的缺陷决定了我们不可能通过市场渐进有效地调节汇率，所以只能一次性地调整，当然并非一次性调整到位。这个“位”在哪里？很难准确预见。一次性调整或许不能一次到位，那就固定一段时间之后再调。
第二，汇率渐进调整不利于出口商调整出口报价。在竞争压力下，外贸企业不敢贸然地、率先地调整价格，他们只能忍受人民币渐进升值带来的压力，直到利润空间被压缩到难以为继，他们才会被迫调整出口报价。这使得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成本调整压力，主要是由中国的出口商而不是由国外的进口商承担。如果是一次性升值，例如汇率从8.28直接调整到7，那所有的出口商都会瞬间调整价格，而不用考虑其它竞争对手，因为他知道竞争对手不可能不调价，那么，出口价格调整的压力，不是由我们的出口商而是由国外的进口商承担，进口商要么被迫接受中国出口商较高的报价，要么就将订单立即大规模转移到别的国家。但它们会来不及大规模转移订单。而渐进升值则使国外进口商有时间将订单向东亚其他国家转移。
第三，渐进升值会带来热钱，它在一段时间内成了单边升值的信号。如果是一次性的升值，比如，下午2点做决定，晚上10点宣布，明天就执行，这个时间非常短，大规模的资金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被调度到境内来。
因此，我倾向于认为，渐进升值是温水煮青蛙的做法，从经济角度来看，一次性调整可能是更优策略。
《21世纪》：从这三年的经验看，人民币汇率改革的进程是否需要做出调整？
殷剑峰：三年前的汇改目标是否实现或者接近实现？这个问题值得商榷。我们很多改革都是迫于压力，汇改实际上也是如此。我认为从国家战略层面考虑，汇改的目标应该是人民币国际化，国际化需要有强势的升值。现在决定汇率的主要是货币当局，而不是市场。三年汇改说明，不能把它仅仅作为应付压力的政策，而是要做通盘考虑。
徐刚：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，无论是一步到位、小步快走，还是逆向操作，都需要有一个目标价格。通过人为计算的方式获得目标价格，不会比通过市场方式获得目标价格更有效。因此，从效率的角度来看，我相信更多的学者会支持自由浮动。
但是，我想提醒大家的是，汇率跟普通产品不太一样。汇率既是本币的价格，也是一种宏观调控方式和手段。而宏观调控的方式和手段是一种国家主权。发达国家的汇率体系，包括美元汇率的价格决定，尽管都是采用市场化的方式决定的，但也是作为宏观调控手段，美联储的政策指向弱势美元，因为只有弱势美元才有利于当前美国经济走出衰退。
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我认为当前人民币汇率的关键问题不是汇率决定方式，而是什么价格对中国的宏观经济更有利。我的观点是，由于还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尚未转移，中国应该继续保持低汇率若干年。只要没有外部的升值压力，我们就采取低汇率政策。现在最好的策略是停止升值。
